在昨天揭晓的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上，获奖者不是众望所归的马里亚斯，也不是屡败屡战的村上春树，而是他，美国民谣界金字塔尖的人物——鲍勃迪伦。一位民谣歌手唱出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唱歌的民谣音乐人，只出版过一本诗集、一本写生集和一本自传，主要成就集中在大量流行音乐作品的创作和演唱，凭什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称，鲍勃·迪伦“在美国伟大的音乐传统下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换句话说，鲍勃迪伦为了在语言表达上贴近根植于六芒星上的民谣音乐传统，为美国人营造了一片诗意的南山。他的发问，他的那些在风中飘的答案，还在他的别致声线与旋律中呈现。他的表达，比诗歌更为宽广。那么中国传统汉语幽深处那道奇妙的风景，重现明镜的诗意表达在哪里？而我们内心的南山，又在哪里？每年这个时候，当诺奖尘埃落定，我们都会一遍遍地追问。跟随诗人、学者，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研究员向以鲜一起寻找，或许你会有答案。“我们生活于尘世，行走于尘埃，如同我们生活于不可避免的错误之中一样。”１—扫叶与拂尘成都武侯区一直与我有着不解之缘，几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武侯的掌心里。虽然先后搬过数次家，却没有一次搬出过武侯的范围：我的工作单位在武侯区望江路，我的书斋、我现在的家在红牌楼，还是武侯区。在武侯区我度过了整整三十年，真的也不想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一生中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在武侯区完成的：我最好的诗作，包括耗费近十年光阴写就的《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也是在武侯区写出来的。尤其后者，由于卷帙浩繁，光是校读，前后就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回想起来，那些“纯粹的劳动”（瓦雷里语），也实在是个苦力活儿啊！明代大儒陈眉公（继儒）曾经说过：“余得古书，校过付钞，钞后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过付印。印后复校，然鲁鱼帝虎，百有二三。”这样反反复复的劳作，类似于西西弗斯的苦役，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量少出差错。但是，书籍出版永远是一个令人后悔的事——不是梅花落满南山，而是错误落向书页。尤其是卷帙浩繁的著述，要做到百分之百的没有脱讹衍倒，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古人谈及校书之难时，常常会打出两个著名的比喻：扫叶与拂尘。这种说法，成了人们校书时的口头禅，其用意大致有二：一则言校书的困难，二则言校书的遗憾。 根据我的考证，这两个比喻，最先出现的是“拂尘”，然后才是“扫叶”。校书如拂尘的说法，大约形成于宋代。 北宋沈存中（括）在《梦溪笔谈》中谈及书籍校勘时，曾引述宋敏求语：“宋宣献（敏求）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尝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一书三四校，犹有脱谬。”至南宋时，朱观如（弁）又于《曲洧旧闻》记载：“宋次道（敏求）龙图云：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两则记载很明确，第一个说出这个比喻的是河北赵州的史地学者宋敏求。明人何柘湖（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说：“古人云‘校书如拂几上尘’，言旋拂旋有也。”用拂去尘埃来比喻校对书籍，实在是很微妙的说法，我们生活于尘世，行走于尘埃，如同我们生活于不可避免的错误之中一样。 “落叶”之喻的出现则要晚得多，大概不会早于明代。福建莆田人林见素（俊）《见素集》上，载有写给友人胡文静（士宁）的一封书信，信中说：“校书如扫落叶。”这是我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例。此一比喻估计在明代已很有名气，明末清初之际，以至于有人将自己的商业刻书坊的名字也打上了“扫叶”的印记：扫叶山房。这个山房是明清之际江苏常熟席氏（启寓）所建立，初创于明朝万历年间，先于苏州阊门内开店。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玄烨南巡，席氏献新雕《百家唐诗》，深得康熙喜爱，奖赐有加。后于光绪六年（1880年）设分店于上海城内彩衣街，又于租界棋盘街设立分店（扫叶山房北号）。至清代，人们始将扫叶与拂尘并举，如杨彦合（绍和）《楹书隅录续编》就说:“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如拂几尘，此言诚然。”似乎清人更愿意接受扫叶之喻，曾国藩次子曾纪泽于《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就说:“申初到署，与清臣一谈。看小说，写零字。饭后，至筱村处谈极久。至凯生室一谈。阅前次所接《申报》。看先太傅日记类钞，错字甚多，信乎校书如扫落叶，净尽实难也。”或许，扫叶的隐喻，要比拂尘更诗意或禅意一些，不然，就不会出现充满禅味的“扫叶僧”了。扫叶僧晚睛民国时期的贵州省毕节诗人、曾任四川大学教授的路覃叔（朝霖），曾写下《八月廿三日偕徐性臣重游慈仁寺》一诗 ：“七年不到双松下，胜地经过感慨重。扫叶僧开明月径，浇花人打夕阳钟。苔封古殿栖驯鸽，雨湿空廊损画龙。犹剩太平丞相碣，白头作记叹疏慵。”拂尘也好，扫叶也罢，都是我们借以表达试图减少错误、重现明镜本来面目的一种努力而已，是否真能实现，则是一回事情。 伊朗艺术家Omid Asadi落叶上创作，把人带向超越现实的全新世界'百五十年弹指就过去了，南山围炉雅墅早已湮灭无闻，只留下几块残砖，让我们可以依稀想见当时的繁华。而我们内心的南山呢，它又在哪儿？'2—南山围炉中国人对于方位的认识，自从五行观念产生之后，便拥有了某种特殊的内蕴力量：它们衍射至汉语的幽深处，有时隐晦有时明亮，转折变化无穷，织成一道道空间与时间交叉的奇妙风景。比如：在传统语境中，北山和南山，东山和西山，或者东窗与西窗，并不只是代表着不同的方位，沉淀其中的各自意趣，实在耐人寻味。 有一则文坛佳话广为传颂：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巴黎大学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陆侃如先生，在其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主考官很突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孔雀东南飞》第一句为什何不说“孔雀东北飞”呢？陆侃如援引古诗十九首应声答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其才思之敏捷，令考官惊叹不已。这个海外趣闻的最初出处，据撰写《陸侃如传略》的牟世金、龚克昌回忆说，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在昆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由四川大学《文心雕龙》学者杨明照先生叙述出来的。其实，孔雀为什么往东南飞而不往西北飞，是颇值得探索的，陆先生只是一时机敏之答，并非深思之语。我现在至少可以这样回答：孔雀何以东南飞，因为南方属于离火，是温暖所在，而孔雀的故乡本来就在南方。 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南山或北山，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之上，常常是不确定的。杨守敬、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中说，《汉书·西域传》所称南山、北山，皆葱岭（帕米尔高原）所分。今自西布鲁特部落西南，至喀什噶尔之西，叶尔羌之西南，博洛尔拔达克山，鄂克善诸部落，皆在葱岭间。这个南北山的分界线是葱岭，所涉地域极为广袤。而“南山”作为一个比较固定的词汇，早在《诗经》中即已出现，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此处的南山实有所指，即齐国之“牛山”。这座雄狐出没的南山，带有浓烈神秘的荷尔蒙气息。《诗经》小雅中还有一首名叫《南山有台》的诗：诗中将南北二山并举：南山多可制蓑衣的莎草、可养蚕的桑树以及可入药的枸杞；而北山则多嫩绿可食的藜草、还有杨树和李子树等。南北二山似乎并无太差别，相比之下，南山的植物似乎更加温和一些。 南山真正发生本质变化，甚至被完全诗意化，则是于东晋陶渊明那儿达成的。陶渊明在《饮酒》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笔下的南山，就在诗人所居的南面，俯仰之间，即使微醉之后，亦可“悠然”相见。从此以降，南山便宜具有了隐士的色调，便成了中国士人心中一道挥不去的诗意山影。 我们还应该记得：南山住着一只豹子。《列女传》卷二《贤明传》中载有一故事：南山中生活着一种黑色的豹子（玄豹），它们可以七天七夜隐藏于雨雾之中，不吃任何东西，目的在于韬光养成花纹，以躲避天敌的侵害。那只深明进退的南山玄豹，后来成了中国隐士的楷模。李白在《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中说：“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杜甫也在《戏寄崔评事表侄苏五表弟韦大少府诸侄》诗中写道：“隐豹深愁雨，潜龙故起云。”宋人梅尧臣于《文豹篇赠黄介夫》诗亦有：“壮哉南山豹，不畏白额虎。”豹子在中国文化中的隐喻，相比于龙虎凤凰麒麟等动物来说，要显得复杂和晦涩得多。比如管中窥豹，其背后的深意实难三言两语弄得清。黄庭坚曾在《送谢公定作竟陵主簿》中说：“谢公文章如虎豹，至今斑斑在儿孙。”诗人欧阳江河为此还写有《黄山谷的豹》，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一只豹，从山谷先生的诗章跃出。起初豹只是一个乌有，借身为词，想要获取生命迹象，获取心跳和签名。”可以这样描述：在中国的南山，住着一位诗人（陶渊明）和一只玄豹。因而南山既是诗性之地，也是神性和高蹈之地。到了唐代及其以后，南山虽然有时成为终南山的别称，但是实际上已被完全虚化了。比如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这个南山就是指终南山：“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纵然他的敝庐是在终南山，但是，诗人心中的南山，已是另一片天地。说了南山，再说围炉。较早写及“围炉”这种令人怀念的场景者，我们在梁简文帝（萧纲）的《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诗》里面找到了雏形：“密房寒日晚，落照度窗边。红帘遥不隔，轻帷半卷悬。方知纤手制，讵减缝裳妍。龙刀横膝上，画尺堕衣前。熨斗金涂色，簪管白牙缠。衣裁合欢褶，文作鸳鸯连。缝用双针缕，絮是八蚕绵。香和丽丘蜜，麝吐中台烟。已入琉璃帐，兼杂太华毡。且共雕炉暖，非同团扇捐。更恐从军别，空床徒自怜。”这是一首出自帝王之手的室内诗，确实有点儿让人讶异，它是如此琐碎又温情。当然，前面提及的白居易，在《问刘十九》所铺写的围炉场景，似乎更为经典一些：“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唐代才女薛涛在《四时回文诗》之冬中也说：“天冻雨寒朝闭户，雪飞风冷夜关城。鲜红炭火围炉暖，浅碧茶瓯注茗清。同样是雪夜围炉而坐，男人和女人所思所想是不完全一样的：白香山想和朋友相对饮酒，而薛洪度则希望独自闭户品茗。到了宋代，词人张元干就更浪漫了，他在《上西平》中说：“卧扁舟，闻寒雨，数佳期。又还是、轻误仙姿。小楼梦冷，觉来应恨我归迟。鬓云松处，枕檀斜、露泣花枝。 名利空萦系，添憔悴，谩孤恓。得见了、说与教知。偎香倚暖，夜炉围定酒温时。任他飞雪洒江天，莫下层梯。”显然，张元干虽然雪夜卧于扁舟之上，甚为孤独，但是他内心的图景则是：偎香倚暖，夜炉围定酒温时。在明人刘元卿的《贤弈编》中，还记载着一个围炉而坐的有趣故事：于啴子与友连床围炉而坐，其友据案阅书，而裳曳于火甚炽，于啴子从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礼而致词曰：适有一事，欲以奉告。念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则与人非忠。敢请，惟君宽假能忘其怒而后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陈，当谨奉教。于啴子复谦让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时火燃君裳也。友起视之，则毁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缓如是！于啴子曰：人谓君性急，今果然耶？这个于啴子，也真是迂腐得有板有眼，谁要是交上这样的朋友，那就算是交上大运了。 围炉而谈，在唐以后，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所梦想的一种幸福场景。在清代，还出现了两本以“围炉”命名的风雅之著：一本是吴乔所写的《围炉诗话》，作者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的自序中说：辛酉冬，萍梗都门，与东海诸英俊围炉取暖，啖爆栗，烹苦茶，笑言飙举，无复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录之，时日既积，遂得六卷，命之曰《围炉诗话》。另一本是王永彬的《围炉夜话》，序言中也说: 寒夜围炉，田家妇子之乐也。顾篝灯坐对，或默默然无一言，或嘻嘻然言非所宜言，皆无所谓乐，不将虚此良夜乎？清人似乎特别喜欢“围炉”，除上面所及，我们还在何刚德的《春明梦录》及查为仁的《莲坡诗话》、庄莲佩的《盘珠词》中，都看到了围炉景象。更为有趣的是，笔者近日自江南偶然得到两方清代的建筑瓷砖：一方正面中间模印阳文楷书“南山围炉”四字，边饰连续花纹，极尽典雅；另一方正面阴刻两行行书：“大清康熙甲辰年南山/围炉雅墅界墙记”。 康熙甲辰即康熙三年（1664年），距今已整整三百五十年了。这两方砖的用途很清楚，界墙砖，也就是一种带有地界划分与确认性质的私权建筑用砖。这座“雅墅”的主人，想必当是当时的江南名门，且富有优雅的文化素养：他要在悠然的南山（那儿是否真有一座名叫南山的山并不重要），修造一座温暖又诗意的建筑，那儿跳动着纳博科夫所钟爱的“微暗之火”。三百五十年弹指就过去了，南山围炉雅墅早已湮灭无闻，只留下几块残砖，让我们可以依稀想见当时的繁华。而我们内心的南山呢，它又在哪儿？我突然想到去年冬天所写的那组《唐诗弥撒曲》之《豹隐》：据说 多年以后一个帝王透过春天的竹林看见斑斓的花纹从南山飘过回首皇宫 如水波幻灭的背影正眺望积雪的峰峦南山渐远 隐士的火苖已熄灭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片自己的南山，我的南山，不在别处，就在武侯区。